文／呂慶雄

在神學院或教會的課程中討論教會的課題時，筆者常要求學員定義甚麼是教會：基督的身體、會成長與改變的有機體、實踐大使命的門徒等答案都是對的。惟以下討論提出的都是堂會問題，而不是教會問題。

區分教會與堂會

教會是不論宗派形式與文化的有機體、由門徒組成基督的身體；堂會則是受時、地、文化等限制的社會組織，在不同時代處境以不同方式存在。

在討論教會模式的起始點時，大多引用使徒行傳的「凡物公用」（參徒二43-47）作為理想的教會生活形態。但「凡物公用」並不是對教會標準的要求，而是描述當時門徒聚在一起的實況。新約聖經其他書卷提到教會或門徒聚集時，也沒有明顯以這種團契生活為模範。事實上，保羅筆下討論教會領導與牧養更多於教會模式，甚至教導提摩太與提多如何訂定監督與執事的標準，成為日後教制的雛形。

此外，初期教會並沒有我們現在的甚麼會、甚麼堂。保羅時代的教會是以城市為單位。直到今日，我們到訪中東地區，信徒聚會也不像香港信徒強調歸屬某一堂會，例如筆者在耶路撒冷認識當地的信義宗教會信徒，其教會在舊城及橄欖山都有座堂，他們可自由到其中一個堂會參與主日崇拜，故他們的教會是以城市為單位。中東的東正教也一樣，例如埃及科普特正教會的信徒甚至不歸屬某一城市的堂會，在哪個地方聚會都只會強調基督徒的身分，他們的教會觀是由初期教會傳承至今。香港教會由來自不同差會的宣教士創立，以致我們較強調堂會的歸屬，把教會與堂會混為一談。

流動就是教會常態

近年香港教會因為社會運動與移民潮而經驗「流散」。其實教會一開始便流散。司提反死後，教會便「被逼」流散各處，門徒帶着福音使命走出去，結果福音被傳開。第五世紀的聶斯多留（Nestorius）和他的跟隨者因被判為異端而向東逃亡，輾轉把福音傳到中國；因逃避迫害而移居北美的清教徒在當地建立教會也是另一例子。

以上例子可算是被動出走，而保羅的三次宣教旅程是主動走出去實踐大使命，成為差傳模範。保羅每到一個新地區都先向猶太人傳福音，及後便以教導及宣講為主要事工。保羅有目標與方向，也會因聖靈的感動而改變計劃，如突然改變行程到馬其頓，把福音帶到歐洲。這是教會主動的流動形態。

我們若用這觀點看近年的移民潮，便可鼓勵信徒帶着使命出去，到哪裏也是主的門徒，領人歸主。同樣，留在香港的信徒也可以被差派到職場、學校和社區為主作見證。

福音運動的創新特性

初期教會面對當時的新處境需要不斷創新。離開耶路撒冷後，面對濃烈的希臘文化社會，而大量沒有猶太信仰背景的外邦人歸主，教會再不能依循傳統猶太教的教義與習俗。透過保羅書信，我們讀到教義與教制的形成，這是一種創新。

同樣，藉着宣教運動，信徒羣體散落不同民族文化當中，善用新技術與機遇成就福音使命便是當時的「新常態」。宗教改革運動善用當代發明的印刷術，大量印製聖經及護教小冊；來華宣教士除了出版華人社羣的福音刊物，還藉建立醫院、學校、社會福利機構等，既服侍社區，也建立教會；當時不同差會甚至交換人才，總之能把福音傳開便不計較，視人才與各類資源為神的供應。這種彈性也是創新的先決條件。

香港受惠於當年的創新事工，堂會可以說是無處不在。天台學校、木屋區、新市鎮、社區中心、商業樓宇、公園、大學等到處都有不同形式的教會存在。

固化的教會

不過，當我們混淆了教會與堂會，視堂會為教會的全部，便難以突破昔日的模式，失去更新的動力。我們關心又擔心堂會能否持續，是否有足夠資源完成計劃了的事工，而大部分事工本質上以內部為主。當我們害怕失去，很自然變得保守，抗拒改變。

有堂會想在傳統詩歌以外加入現代詩歌敬拜，年長的詩班長立時反對；有牧者想多參與社區服侍，執事即以財政理由擱置討論；有信徒領袖提出以營商宣教方式進入社區服侍，牧者以做生意不屬靈而反對；筆者更聽聞不止一間堂會的同工分享，新朋友參與崇拜時，會友顯得不自然和不習慣，不懂接待。讀者可能對類似情況並不陌生。筆者有機會與一些中小型教會領袖團隊走過變革的路，能改變一小步便是成功。若我們看清教會本質，理論上應更歡迎年輕信徒多參與決策，才能避免固化、堂會化，失去教會應有的動力。

總結

福音使命的實踐需要以堂會方式，在社區以合宜的運作模式進行，有組織與計劃便更能善用資源。然而，當組織僵化和失去發展的動力，便成為不能發動的機器，被淘汰是早晚的事。若我們忘記教會本質，只糾纏於堂會目前的運作，不少前輩早已提出這是僵化現象。願我們能重拾教會本來就是福音運動的本質，以動態而不是靜態來應對當前隨社會轉變出現的福音機遇。

本文原刊載於《傳書》季刊總199期（2016年1-3月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