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保羅

信徒可能會有種迷思：信了耶穌、去了教會，現在有新生，將來有永生，應該是開開心心；況且，大家都說返教會有喜樂、有平安、有福氣。有牧長說這樣的福音是「幸福音」，意思是這樣的福音只說幸福，很少談到受苦，或根本不說受苦。

思考受苦

主耶穌在世行神跡、醫病、趕鬼、教導門徒，但有一樣更重要的，就是受苦、就是上十字架。馬可福音從第八章開始就講述耶穌受苦：「人子必須受許多的苦，被長老、祭司長和文士棄絕，並且被殺……」從第八到十章，耶穌前後有三次說到受苦（參可八31，九31，十33-34）之後，耶穌騎驢進入耶路撒冷，踏上十架苦路。

使徒保羅也清楚知道自己要走受苦的路。他對路司得、以哥念和安提阿的門徒說：「我們進入神的國，必須經歷許多艱難。」（徒十四22）保羅對主耶穌受苦的經歷是深深明白，並且願意接受。以致他教導提摩太時，也教導他受苦的功課。他對提摩太說：「但你已經服從了我的教訓、品行、志向、信心、寬容、愛心、忍耐，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司得所遭遇的逼迫、苦難。我所忍受是何等的逼迫；但從這一切苦難中，主都把我救出來了。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穌裏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提後三10-12）保羅這段說話有三點很值得我們思考。

起初的立志

第一是立志。立志是表明一種態度、一個計劃，即表達對主的追求，也盼望能按計劃一步一步的實現。保羅在這裏提醒我們，當初立志信主了，也在教會有服侍，但碰到逼迫、苦難時，可能會產生離開服侍、離開教會的想法。保羅用「立志」提醒我們，起初我們立定心志信主、立意跟隨主是為了甚麼？有沒有立志跟隨耶穌走一條受苦的路？

敬虔像主

第二是敬虔。保羅說：「在基督耶穌裏敬虔度日……」作基督徒，立志是起步，往後的日子才最重要。保羅用敬虔度日去形容。我們在地度日，能否有在地如在天的感覺？能否有千年如一日的感覺？若能每天敬虔在基督耶穌裏，無論何境況，相信也會有喜樂、平安和滿足。

敬虔，是尊敬虔誠的意思。英文是 Godly，就是像神。用在基督徒身上，就是要像基督。耶穌在世傳道三年，趕鬼、治病、行神跡、教導門徒；而祂最重要的服侍，是受苦、是上十字架。所以，敬虔的生活也包括學習祂的受苦。主在受苦時，有兩幅圖畫值得我們參考。一幅是客西馬尼園的祈禱，在那裏祂跟天父說：「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祢的意思。」耶穌雖不願受苦，但知道是神的旨意就甘願接受。另一幅是主在十架上說的最後一句話：「成了。」成了就是雖然受苦，卻是滿足了神的旨意，叫神拯救的計劃得以實現。

救贖的新生命

第三是拯救。剛才經文提到教訓、品行、志向、信心、寬容、愛心、忍耐，但說這話的保羅，從前並不是這樣的。從前他不懂主的教訓，品行、志向是用來逼迫基督徒；信心、愛心都只圍繞在法利賽人身上；至於寬容、忍耐，就更難得一見。保羅的改變只因為主救贖了他，並且藉着逼迫和苦難，熬煉了他的生命，以致他在教導提摩太時能一一數算出來。

我們看經文中保羅的教訓、品行、志向、信心、寬容、忍耐，只需十多秒鐘，但真要做到忍耐、愛心、寬容，除了要付出時間，更重要是要經過逼迫、苦難的磨煉；苦難能煉淨人的生命。人若能在苦難中靠主堅忍，生命被磨煉，就能夠從我們身上綻發出愛心、信心、忍耐、寬容，以及很多屬靈的品格。

年前國內教會被強拆十字架，更有牧者被拘留在監牢裏，大家不無慨嘆，說：「不知甚麼時候會輪到香港？」有信徒說，這是撒但對教會的逼迫，我們要起來抵抗；卻也有牧者說，這是神對教會的磨煉，我們要坐下來祈禱認罪。

結果，拆十字架時，平時沒去教會的信徒，都回到教會捍衞，信心得到燃點。十字架被拆下後，他們也反思：為甚麽教會要在建築十字架上比大、比高？但在教會裏反而找不到十字架的見證。他們開始感到慚愧，逐漸認識到，教堂上的十字架，比不上頭頂上的十字架。前者拆了就看不到，而後者，只要信徒有好的生命見證，走到哪裏，那裏就有十字架；十字架，就是受苦的記號。

有些牧者被拘禁受苦，他們以前在教會忙事工、忙探訪，但現在被囚，不用忙事工、不用到處探訪，因為身邊的人都成為他們傳福音的對象。獄中的囚犯得到牧者關心，都願意信主，甚至改變了對教會的看法。他們以前不會輕易進入教會，現在，當牧者獲釋離獄，囚友竟說：「牧師，我出監後，會到教會找你，多聽你講耶穌。」

信徒不要害怕受苦，也不要以為信主後就不會受苦。受苦叫我們的生命得到磨煉，受苦也叫我們的屬靈生命更像耶穌，經歷苦難、受死埋葬後，就有復活。

（此欄歡迎讀者投稿，詳情請參稿例。）

本文章原刊載於《傳書》雙月刊總176期（2022年4月號）

文／胡保羅

疫症爆發的這幾個月，你的眼目瞧向哪個方向？

武漢的視角

新冠病毒於去年 12 月首次在中國武漢出現，因臨近春節，政府怕影響節慶氣氛，就沒對外公布，但隨著疫情擴散，最後不得不封城。武漢封城的第二天，位於市中心，附近就是華南海鮮市場的下上堂基督教會的黃磊牧師，在視頻中分享說：「面對疫症，你當剛強壯膽，沒有甚麼可懼怕的，因為神一刻也沒有忘記我們。」他勉勵弟兄姊妹在艱辛的環境下，眼目仍須定睛望向神。人雖不能隨處走動，但有一事是任何勢力都不能奪去的，就是信徒可以親近神，向神禱告。新冠病毒疫症叫人恐懼、驚慌，但愈驚慌愈要祈禱：為武漢、為中國和中華民族祈禱；為人在神面前犯下的一切罪祈禱；也為在地上的君王和萬民祈禱，求神的真平安臨在。他呼籲信徒個別祈禱，也需小組共禱，一同在神面前尋求祂的心意，求祂的榮耀降臨。

香港的視角

香港信仰群體網路上流傳一篇未確定作者孰誰的帖文，文章語重心長的提醒我們：「不要浪費了這次疫情」。正當大家在驚慌中極欲儘快甩走這燙手山芋時，該文作者卻請我們要緊緊抓住，深怕疫症溜走後，就失去認識神心意的機會。文章共提出六點，筆者僅分享其中三點：一．疫症使人定睛在可見的病毒，注重外面的防疫，卻忽略人心裡的自誇、貪婪、仇恨等等罪疫。只想勝過病毒，卻忽略勝過罪性。二．疫症叫人花太多時間瀏覽資訊，卻不願意花時間閱讀神的話。資訊過濫讓人害怕失去生命，惟有耶和華的律法才叫人得福。三．疫症令人迷失在恐懼、驚慌中，像波浪裡載沉載浮的船，看不見睡在船艙裡的主。

意大利的視角

武漢疫情趨穩，病毒則逐漸擴散到歐洲，特別是意大利、西班牙。確診和死亡人數創新高。疫情下，意大利牧師 Mark Oden 寫下“Eight Things the Coronavirus Should Teach Us”一文，這裡分享其中三點：一．我們是脆弱的，新冠病毒可能不久就受到限制，但將來或會出現比它更具攻擊和傳染性的病毒，人類能阻止它嗎？答案是不能，可惜人類卻輕易忘記「人的不能」。二．我們恐懼，因為環繞在身邊的每一件東西，身體接觸的每一個角落，都充滿傳染病毒，你會怎樣回應？答案是不恐懼的信心，而信心的源頭是耶穌基督，祂是復活，祂是生命。三．我們需要神，在這場全球危機中，個體能有甚麼作用？會感到自己渺小嗎？但信徒至少有一件可以做的事，就是祈禱，向天父呼求。為城市、為國家；為病人、為醫護；為低下的無權勢者，也為在上掌權的。更要求主，求祂快來，將人帶入那沒有哀痛、眼淚、痛苦、死亡的新天新地裡。

西班牙的視角

疫情與意大利不遑多讓的西班牙，無論是新聞或互聯網上，筆者都找不到當地牧者的回應；只在香港報章的副刊上，找到其著名導演艾慕杜華（Pedro Almodóvar）的一段分享：他在家隔離時，起先是抱著逃離的心態，逃離報紙、電視、手機，逃離那叫人瘋狂的世界。他埋首看電影，純粹地逃避世界。直至意大利女星露西亞波塞（Lucia Bosè）因疫症逝世，沉在他心底的傷痕終攪動了表面的平靜，他寫下日記〈漫漫長夜〉，記下居家隔離十一天的心路歷程，當中包括對自我的反思、對信仰的質疑，也寫下對這個世界在嚴峻疫情中仍忙著政治操作的冷嘲熱諷。

美國的視角

病毒瞬間跨過大海，邁進美國，疫症在社區擴散，確診人數逾百萬，各州被迫停擺。紐約女牧師 Sarah Bourns 的一篇“Exposed”（筆者譯作「揭露」），不以黑暗描繪病毒的降臨，而是以光明的意象，講述疫症對人、對教會、對信徒所要揭露的事。疫症果如射燈，將人一切的黑暗都揭露出來。

對人，她說：「新冠病毒揭露我們嗜好舒適、盤據權力、強迫積聚、自我保護。」對追求富裕生活的大國人民，這是否一記當頭棒喝？

對教會，她說：「新冠病毒期間，若教會沒有建築物、沒有收入，我們的價值是甚麼？若沒法確定，我們怎去計劃？若滿有危險，我們怎樣去愛？」教會受世俗化影響，追求 ABC，就是人數（Attendance），增長的指標；建築（Building），社區的地標；收入（Cash），教會的目標。教會的淪落，會否正是疫症要揭示的？

對信徒：她說「新冠病毒揭露了我們對假神偶像的敬拜。在教會聚會時，雖然眼望十字架，手高舉，口唱讚美詩，但心底蘊藏的，卻是追求個人的健康、慾望和保障，緊隨其後的便是匆忙、謊言和自信。」

波蘭的視角

波蘭女唱作人 Riya Sokol 在疫情時寫下一首英詩，名叫“Thank you, Coronavirus”，展現面對疫症的新向度，發人深省。這裡選譯了一小片段：「謝謝你，新冠病毒。謝謝你搖撼我們；謝謝你叫停我們；謝謝你讓我們放下一切我們以為重要的；謝謝你叫停交通；謝謝你帶來恐懼；謝謝你讓我們重估生命的價值。」

原來，一切的事物，當它們、當我們，都停下來的時候，能看出不一樣的領受，能透視出神的旨意，能飽覽窄路上盛開的繁花。

文／胡保羅

單薄狹隘的教會

潘霍華，在德國一個菁英家庭出生，家中有八位兄弟姊妹，他排行第六，緊隨是他的孿生妹妹。父親卡爾是大學精神醫學暨神經學系系主任和醫院院長，是德國的名門望族。而當教師的母親寶拉，是皇室近親，其父是隨軍牧師，並曾擔任德皇威廉二世的牧師，祖父則是位大學神學教授。

由於父親不是基督徒，家人沒有上教會的習慣，但父親並不反對母親在家進行宗教教育：讀經、祈禱，唱詩歌，都是教學內容；母親更聘請了兩位敬虔的莫拉維亞女信徒為家庭教師。

潘霍華在十三歲時已決定要讀神學，十四歲就告訴父親這個意願，父親雖不贊成，仍然沉默地尊重他的決定。但兄長們多有反對，更批評當時的教會是一個「粗糙、薄弱、單調、狹隘的中產階級體制」。潘霍華回應哥哥時說：「真是這樣的話，我就必須改革教會。」雖然這是帶點說笑性質的反駁之言，然而，這可不是一個輕易大放厥詞的家族呢！

潘霍華按著家庭的傳統入讀杜平根大學。到學期完結，十八歲生日時，他有機會到羅馬遊學，並參加了聖彼得大教堂的彌撒，對信仰有一點體會。他發覺過去有些分開的東西得到復合：教會和信仰、教義和生活。他經歷了一種敬虔，是不會將意義放棄的；他確認了一種宗教，是普世的，有可見的形式，也有一種聯結的秩序。他開始思考一個課題：教會是甚麼？

教會是甚麼？

帶著這個課題，他進入當時享譽世界的柏林大學神學院。學院師資優良，院長哈納克（Adolf von Harnack）是主張自由主義，為當代歷史批判法先驅之一的士萊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的學生。潘霍華沒有選擇跟從他，卻找到系統神學教授霍德伯格作他的指導老師。他的博士論文題目是〈聖徒相通——從教義學角度探討教會社會學〉。潘霍華認為教會不是歷史實體和機構，而是「基督以教會——團契的形式存在地上」（Christ existing as church community）；即道成肉身的神，在基督裡真實地在教會中與人相遇。論文順利通過資格考核和公開辯論。那一年有十二位神學博士畢業生，只有年僅二十一歲的他獲得特優殊榮。

獲得博士學位資格後，他便可擔任牧養工作，遂應聘前往西班牙一間德國教會作為期一年的助理牧師。一年後，他回到柏林大學神學院，攻讀第二個後博士學位的特許任教資格，計劃在柏林大學教授神學。

他的博士論文〈行動與存有〉，可說是〈聖徒相通〉的續篇，同樣探討教會是甚麼的問題。內容則採用哲學思辨，以康得的超驗主義和海德格的存有學之間的衝突，論證神學不是哲學的分支，而是一門完全不一樣的學問。人們應當用「行動」或「存有」來認識神的啟示，即透過基督彰顯在教會的啟示。他說：「就上帝的自由來說，最明確的證據， 就是上帝自由選擇接受時空的約束成為人類，並且任由世人處理。上帝的自由不是要遠離世人，而是為世人的益處。」

潘霍華縱然取得大學講師資格，惟他尚差一年才達二十五歲按牧之齡，於是他的導師蒂斯特建議他到美國紐約協和神學院進修。當時的德國神學院睥睨全球，而他更是頂尖神學家哈納克的學生，潘霍華最初並未把協和神學院放在眼內。

但在他留下的一年，卻經歷了從來未有的生命改變。他與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成為好友，在彼此討論中激發了他對社會問題的觸角；也有同學帶他到哈林區，一窺黑人所承受的種族歧視。在哈林區的黑人教會裡，他看到不同膚色、階層、文化背景的人一起唱詩敬拜，才明白原來他腦海中的聖徒相通是多麼被自己的階級局限。

參與認信教會

潘霍華深受神學院同學的啟發，並開始專注耶穌的登山寶訓。回到柏林大學，人們注意到他改變了，他回答說：「我已經成為一個基督徒了……我內心明白，惟有當我認真看待登山寶訓，我的生命才能真正的清晰和誠實。」

潘霍華在柏林大學擔任系統神學系助教時，也在科技大學學生中作牧師。1931 年9 月，納粹從國會選舉中的12 席一躍而為107 席。他在學系裡先後開了「教會本質」、「創造與犯罪」和「誰是今在與昔在的耶穌基督」等科目，繼續探討教會的本質，及思考當時的教會處境。「創造與犯罪」正是他有感德國並沒有從一次世界大戰中汲取教訓，仍盲目期盼以發動激進革命來謀求幸福，卻未了解罪對人的影響。

1933 年1 月，希特拉成為總理，四月通過《雅利安條款》，規定只有德裔人民才可以擔任公職，因教會屬公務員體制，猶大裔牧師全被革職。七月，教會舉行選舉，支持納粹的「德國基督徒」勝出，基督宗教遂與國家主義連結在一起。潘霍華感到困惑，教會既是基督在世的可見形象，他沒法待在一個背叛基督的教會。直到認信教會（Confessing Church）發表「巴門宣言」（Barmen Declaration），他似乎看到教會的曙光，便決定參與認信教會在芬肯瓦（Finkenwalde）開辦的地下神學院，擔任院長。他整理了在芬肯瓦的教學內容，出版了《追隨基督》和《團契生活》兩本著作。

可是，納粹用強硬的態度對付認信教會，學生遭逮捕，學院被查封，不久，他也被禁止在柏林工作。認信教會最後在納粹面前低頭，潘霍華黯然想到自己是個沒有教會可容身的人。加上1938 年年底的「水晶之夜」，德國群眾肆意攻擊猶太人的住宅、商店、會堂，更殘暴地對待猶太人。然而，教會對此等暴行卻沉默無聲，令潘霍華極度失望。半年後，他的處境已極不理想，便決定第二次到美國。

重建基督所啟示的教會

到達美國不久，他卻有強烈的掙扎：為甚麼不留在德國，與弟兄們一起經歷這艱辛歲月。他說：「若不能與他們一起經歷試煉，又怎能參與戰後德國教會的重建。」

經過深思，他決定回國，隨即參加「阿勃韋爾」，成為軍方情報人員，背地裡卻是為反抗運動聯絡海外，以便外國政府了解德國國內反抗希特拉的活動。

期間，他對教會的思考，有一個新的課題，他稱為「將來世界的基礎和重建」。他思考的不是個人性的問題，而是群體性的教會問題，即神的旨意怎樣藉耶穌基督的啟示，透過教會帶進世界。這些思考成為《倫理學》一書，提及四個神聖的委託，分別是家庭、工作、教會和國家。當時他遊走各國，工作繁重，加上國內和各地的緊張局勢，他只能在有限的時間留下片言隻語，未能完整的寫下來。後世整理出來的，都只是殘篇。

1943 年4 月，潘霍華被蓋世太保拘捕，囚禁於提革監獄，沒有人告訴他拘禁的原因和時間。經過一番掙扎，他心情平復一點，除了讀書、寫信，也繼續未完的思考。他失卻自由，獨處斗室，前路黑暗，外邊是張牙舞爪的納粹在歐洲、在猶太人中肆意殺戮。1945 年4 月9 日，潘霍華在弗羅森堡被判處絞刑。在他死後，他曾分享的「及齡的世界」、「非宗教的基督教」、「教會為他人而存在」都引起廣泛討論。何登（William E. Hordern）在《近代神學淺說》中說：「假如沒有潘霍華這些獄中的信札，現代神學必顯得貧乏。」

縱觀潘霍華一生，無論是學院時期，認信教會時期或是囚於獄中時期，儘管外在是納粹的魑魅魍魎，環境波詭雲譎，他內心仍始終如一的堅持一個詰問：教會是甚麼？甚麼是真正的教會？

參考書目：

1. 艾瑞克．梅塔薩斯著。顧華德譯。《潘霍華》。台北：道聲，2013。
2. 蕾娜特．溫德著。陳惠雅譯。《力阻狂輪——潘霍華生命史》。台北：雅歌，2004。

文／胡保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