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症下的信仰視角

文/胡保羅

疫症爆發的這幾個月,你的眼目瞧向哪個方向?

武漢的視角

新冠病毒於去年 12 月首次在中國武漢出現,因臨近春節,政府怕影響節慶氣氛,就沒對外公布,但隨著疫情擴散,最後不得不封城。武漢封城的第二天,位於市中心,附近就是華南海鮮市場的下上堂基督教會的黃磊牧師,在視頻中分享說:「面對疫症,你當剛強壯膽,沒有甚麼可懼怕的,因為神一刻也沒有忘記我們。」他勉勵弟兄姊妹在艱辛的環境下,眼目仍須定睛望向神。人雖不能隨處走動,但有一事是任何勢力都不能奪去的,就是信徒可以親近神,向神禱告。新冠病毒疫症叫人恐懼、驚慌,但愈驚慌愈要祈禱:為武漢、為中國和中華民族祈禱;為人在神面前犯下的一切罪祈禱;也為在地上的君王和萬民祈禱,求神的真平安臨在。他呼籲信徒個別祈禱,也需小組共禱,一同在神面前尋求祂的心意,求祂的榮耀降臨。

香港的視角

香港信仰群體網路上流傳一篇未確定作者孰誰的帖文,文章語重心長的提醒我們:「不要浪費了這次疫情」。正當大家在驚慌中極欲儘快甩走這燙手山芋時,該文作者卻請我們要緊緊抓住,深怕疫症溜走後,就失去認識神心意的機會。文章共提出六點,筆者僅分享其中三點:一.疫症使人定睛在可見的病毒,注重外面的防疫,卻忽略人心裡的自誇、貪婪、仇恨等等罪疫。只想勝過病毒,卻忽略勝過罪性。二.疫症叫人花太多時間瀏覽資訊,卻不願意花時間閱讀神的話。資訊過濫讓人害怕失去生命,惟有耶和華的律法才叫人得福。三.疫症令人迷失在恐懼、驚慌中,像波浪裡載沉載浮的船,看不見睡在船艙裡的主。

意大利的視角

武漢疫情趨穩,病毒則逐漸擴散到歐洲,特別是意大利、西班牙。確診和死亡人數創新高。疫情下,意大利牧師 Mark Oden 寫下“Eight Things the Coronavirus Should Teach Us”一文,這裡分享其中三點:一.我們是脆弱的,新冠病毒可能不久就受到限制,但將來或會出現比它更具攻擊和傳染性的病毒,人類能阻止它嗎?答案是不能,可惜人類卻輕易忘記「人的不能」。二.我們恐懼,因為環繞在身邊的每一件東西,身體接觸的每一個角落,都充滿傳染病毒,你會怎樣回應?答案是不恐懼的信心,而信心的源頭是耶穌基督,祂是復活,祂是生命。三.我們需要神,在這場全球危機中,個體能有甚麼作用?會感到自己渺小嗎?但信徒至少有一件可以做的事,就是祈禱,向天父呼求。為城市、為國家;為病人、為醫護;為低下的無權勢者,也為在上掌權的。更要求主,求祂快來,將人帶入那沒有哀痛、眼淚、痛苦、死亡的新天新地裡。

西班牙的視角

疫情與意大利不遑多讓的西班牙,無論是新聞或互聯網上,筆者都找不到當地牧者的回應;只在香港報章的副刊上,找到其著名導演艾慕杜華(Pedro Almodóvar)的一段分享:他在家隔離時,起先是抱著逃離的心態,逃離報紙、電視、手機,逃離那叫人瘋狂的世界。他埋首看電影,純粹地逃避世界。直至意大利女星露西亞波塞(Lucia Bosè)因疫症逝世,沉在他心底的傷痕終攪動了表面的平靜,他寫下日記〈漫漫長夜〉,記下居家隔離十一天的心路歷程,當中包括對自我的反思、對信仰的質疑,也寫下對這個世界在嚴峻疫情中仍忙著政治操作的冷嘲熱諷。

美國的視角

病毒瞬間跨過大海,邁進美國,疫症在社區擴散,確診人數逾百萬,各州被迫停擺。紐約女牧師 Sarah Bourns 的一篇“Exposed”(筆者譯作「揭露」),不以黑暗描繪病毒的降臨,而是以光明的意象,講述疫症對人、對教會、對信徒所要揭露的事。疫症果如射燈,將人一切的黑暗都揭露出來。

對人,她說:「新冠病毒揭露我們嗜好舒適、盤據權力、強迫積聚、自我保護。」對追求富裕生活的大國人民,這是否一記當頭棒喝?

對教會,她說:「新冠病毒期間,若教會沒有建築物、沒有收入,我們的價值是甚麼?若沒法確定,我們怎去計劃?若滿有危險,我們怎樣去愛?」教會受世俗化影響,追求 ABC,就是人數(Attendance),增長的指標;建築(Building),社區的地標;收入(Cash),教會的目標。教會的淪落,會否正是疫症要揭示的?

對信徒:她說「新冠病毒揭露了我們對假神偶像的敬拜。在教會聚會時,雖然眼望十字架,手高舉,口唱讚美詩,但心底蘊藏的,卻是追求個人的健康、慾望和保障,緊隨其後的便是匆忙、謊言和自信。」

波蘭的視角

波蘭女唱作人 Riya Sokol 在疫情時寫下一首英詩,名叫“Thank you, Coronavirus”,展現面對疫症的新向度,發人深省。這裡選譯了一小片段:「謝謝你,新冠病毒。謝謝你搖撼我們;謝謝你叫停我們;謝謝你讓我們放下一切我們以為重要的;謝謝你叫停交通;謝謝你帶來恐懼;謝謝你讓我們重估生命的價值。」

原來,一切的事物,當它們、當我們,都停下來的時候,能看出不一樣的領受,能透視出神的旨意,能飽覽窄路上盛開的繁花。

潘霍華——重尋「教會」的人

文/胡保羅

單薄狹隘的教會

潘霍華,在德國一個菁英家庭出生,家中有八位兄弟姊妹,他排行第六,緊隨是他的孿生妹妹。父親卡爾是大學精神醫學暨神經學系系主任和醫院院長,是德國的名門望族。而當教師的母親寶拉,是皇室近親,其父是隨軍牧師,並曾擔任德皇威廉二世的牧師,祖父則是位大學神學教授。

由於父親不是基督徒,家人沒有上教會的習慣,但父親並不反對母親在家進行宗教教育:讀經、祈禱,唱詩歌,都是教學內容;母親更聘請了兩位敬虔的莫拉維亞女信徒為家庭教師。

潘霍華在十三歲時已決定要讀神學,十四歲就告訴父親這個意願,父親雖不贊成,仍然沉默地尊重他的決定。但兄長們多有反對,更批評當時的教會是一個「粗糙、薄弱、單調、狹隘的中產階級體制」。潘霍華回應哥哥時說:「真是這樣的話,我就必須改革教會。」雖然這是帶點說笑性質的反駁之言,然而,這可不是一個輕易大放厥詞的家族呢!

潘霍華按著家庭的傳統入讀杜平根大學。到學期完結,十八歲生日時,他有機會到羅馬遊學,並參加了聖彼得大教堂的彌撒,對信仰有一點體會。他發覺過去有些分開的東西得到復合:教會和信仰、教義和生活。他經歷了一種敬虔,是不會將意義放棄的;他確認了一種宗教,是普世的,有可見的形式,也有一種聯結的秩序。他開始思考一個課題:教會是甚麼?

教會是甚麼?

帶著這個課題,他進入當時享譽世界的柏林大學神學院。學院師資優良,院長哈納克(Adolf von Harnack)是主張自由主義,為當代歷史批判法先驅之一的士萊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的學生。潘霍華沒有選擇跟從他,卻找到系統神學教授霍德伯格作他的指導老師。他的博士論文題目是〈聖徒相通——從教義學角度探討教會社會學〉。潘霍華認為教會不是歷史實體和機構,而是「基督以教會——團契的形式存在地上」(Christ existing as church community);即道成肉身的神,在基督裡真實地在教會中與人相遇。論文順利通過資格考核和公開辯論。那一年有十二位神學博士畢業生,只有年僅二十一歲的他獲得特優殊榮。

獲得博士學位資格後,他便可擔任牧養工作,遂應聘前往西班牙一間德國教會作為期一年的助理牧師。一年後,他回到柏林大學神學院,攻讀第二個後博士學位的特許任教資格,計劃在柏林大學教授神學。

他的博士論文〈行動與存有〉,可說是〈聖徒相通〉的續篇,同樣探討教會是甚麼的問題。內容則採用哲學思辨,以康得的超驗主義和海德格的存有學之間的衝突,論證神學不是哲學的分支,而是一門完全不一樣的學問。人們應當用「行動」或「存有」來認識神的啟示,即透過基督彰顯在教會的啟示。他說:「就上帝的自由來說,最明確的證據, 就是上帝自由選擇接受時空的約束成為人類,並且任由世人處理。上帝的自由不是要遠離世人,而是為世人的益處。」

潘霍華縱然取得大學講師資格,惟他尚差一年才達二十五歲按牧之齡,於是他的導師蒂斯特建議他到美國紐約協和神學院進修。當時的德國神學院睥睨全球,而他更是頂尖神學家哈納克的學生,潘霍華最初並未把協和神學院放在眼內。

但在他留下的一年,卻經歷了從來未有的生命改變。他與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成為好友,在彼此討論中激發了他對社會問題的觸角;也有同學帶他到哈林區,一窺黑人所承受的種族歧視。在哈林區的黑人教會裡,他看到不同膚色、階層、文化背景的人一起唱詩敬拜,才明白原來他腦海中的聖徒相通是多麼被自己的階級局限。

參與認信教會

潘霍華深受神學院同學的啟發,並開始專注耶穌的登山寶訓。回到柏林大學,人們注意到他改變了,他回答說:「我已經成為一個基督徒了……我內心明白,惟有當我認真看待登山寶訓,我的生命才能真正的清晰和誠實。」

潘霍華在柏林大學擔任系統神學系助教時,也在科技大學學生中作牧師。1931 年9 月,納粹從國會選舉中的12 席一躍而為107 席。他在學系裡先後開了「教會本質」、「創造與犯罪」和「誰是今在與昔在的耶穌基督」等科目,繼續探討教會的本質,及思考當時的教會處境。「創造與犯罪」正是他有感德國並沒有從一次世界大戰中汲取教訓,仍盲目期盼以發動激進革命來謀求幸福,卻未了解罪對人的影響。

1933 年1 月,希特拉成為總理,四月通過《雅利安條款》,規定只有德裔人民才可以擔任公職,因教會屬公務員體制,猶大裔牧師全被革職。七月,教會舉行選舉,支持納粹的「德國基督徒」勝出,基督宗教遂與國家主義連結在一起。潘霍華感到困惑,教會既是基督在世的可見形象,他沒法待在一個背叛基督的教會。直到認信教會(Confessing Church)發表「巴門宣言」(Barmen Declaration),他似乎看到教會的曙光,便決定參與認信教會在芬肯瓦(Finkenwalde)開辦的地下神學院,擔任院長。他整理了在芬肯瓦的教學內容,出版了《追隨基督》和《團契生活》兩本著作。

可是,納粹用強硬的態度對付認信教會,學生遭逮捕,學院被查封,不久,他也被禁止在柏林工作。認信教會最後在納粹面前低頭,潘霍華黯然想到自己是個沒有教會可容身的人。加上1938 年年底的「水晶之夜」,德國群眾肆意攻擊猶太人的住宅、商店、會堂,更殘暴地對待猶太人。然而,教會對此等暴行卻沉默無聲,令潘霍華極度失望。半年後,他的處境已極不理想,便決定第二次到美國。

重建基督所啟示的教會

到達美國不久,他卻有強烈的掙扎:為甚麼不留在德國,與弟兄們一起經歷這艱辛歲月。他說:「若不能與他們一起經歷試煉,又怎能參與戰後德國教會的重建。」

經過深思,他決定回國,隨即參加「阿勃韋爾」,成為軍方情報人員,背地裡卻是為反抗運動聯絡海外,以便外國政府了解德國國內反抗希特拉的活動。

期間,他對教會的思考,有一個新的課題,他稱為「將來世界的基礎和重建」。他思考的不是個人性的問題,而是群體性的教會問題,即神的旨意怎樣藉耶穌基督的啟示,透過教會帶進世界。這些思考成為《倫理學》一書,提及四個神聖的委託,分別是家庭、工作、教會和國家。當時他遊走各國,工作繁重,加上國內和各地的緊張局勢,他只能在有限的時間留下片言隻語,未能完整的寫下來。後世整理出來的,都只是殘篇。

1943 年4 月,潘霍華被蓋世太保拘捕,囚禁於提革監獄,沒有人告訴他拘禁的原因和時間。經過一番掙扎,他心情平復一點,除了讀書、寫信,也繼續未完的思考。他失卻自由,獨處斗室,前路黑暗,外邊是張牙舞爪的納粹在歐洲、在猶太人中肆意殺戮。1945 年4 月9 日,潘霍華在弗羅森堡被判處絞刑。在他死後,他曾分享的「及齡的世界」、「非宗教的基督教」、「教會為他人而存在」都引起廣泛討論。何登(William E. Hordern)在《近代神學淺說》中說:「假如沒有潘霍華這些獄中的信札,現代神學必顯得貧乏。」

縱觀潘霍華一生,無論是學院時期,認信教會時期或是囚於獄中時期,儘管外在是納粹的魑魅魍魎,環境波詭雲譎,他內心仍始終如一的堅持一個詰問:教會是甚麼?甚麼是真正的教會?

(作者是教會牧師,喜愛閱讀教會歷史和人物傳記。)

參考書目:

  1. 艾瑞克.梅塔薩斯著。顧華德譯。《潘霍華》。台北:道聲,2013。
  2. 蕾娜特.溫德著。陳惠雅譯。《力阻狂輪——潘霍華生命史》。台北:雅歌,2004。

在教會迷思中探求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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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胡保羅

執筆時,香港因「反修例」事件引發的大規模遊行示威已進入第三個月。

期間不同的基督教宗派、教牧和信徒群體都有表達他們的擔憂、祈願和立場;更有教牧進入「現場」,與示威者同行。

教會面對香港這場史無前例的抗爭運動,有著不同的看法、疑慮;弟兄姊妹相處時彷彿有股無形張力,要不彼此忌諱,要不各持己見!這或因大家對教會在「政治參與」和「彼此合一」的理解上,存著迷思,需要更多探問求索,找出跨越困局的一步。

 

政治參與的迷思

有關教會應否參與政治,似離不開保羅提出要順服在上掌權的討論(參羅十三1-7)。於是,教會在尊重政府的原則下,往往不輕易發表意見。

 

然而,保羅提出的順服,是否出於當代的考慮,為順服聖靈推展福音,而不與政權糾纏?

 

同樣,在教會歷史發展過程中,曾有宗派嚴守與政府保持距離,即政教分離。這是基於改教時羅馬天主教教廷與政府的關係過於密切,其時對重浸派的清洗尤烈,故要強調教會不應控制政府,而政府亦應拒絕控制教會。

 

因此,若我們對教會歷史背境不求甚解,會否陷入硬將歷史現實說成真理教條的謬誤中呢?教會作為世界的光,面對社會的黑暗,該有怎樣的信仰回應?基督徒在社會中的召命,是否只有追求內在生命成長和傳講「指定內容」的福音呢?

 

彼此合一的迷思

政府施政不靖,政治制度崩壞,直接影響社會民生,也影響社區裡的教會。信徒對政府和政治民生也各有不同看法,使得教牧們都小心翼翼回答信徒提問,不願弟兄姊妹間出現分裂;有些弟兄姊妹則害怕站錯了邊、選錯了神學立場,而選擇模棱兩可。分黨以致相爭,從初期教會到現在,一直纏累神家的合一。保羅語重心長勸勉說:「你們中間也不可分黨,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林前一10)如何實踐一心一意,彼此相合?

 

貫穿聖經上文下理,「一心一意」該定焦在誰的心意上?「彼此相合」需要一定的原則嗎?

 

神在舊約以雲柱、火柱彰顯祂的同在,新約有耶穌基督道成肉身的臨在,都是神主動讓人能明白祂的心意、與屬祂的子民同行。

 

「一心一意」是要用時間熬出來的,我們除了祈禱,也需要以聆聽、傾談、瞭解、關心,與對方同行。意見有異、領受不同均屬平常,彼此理解、尊重,竭力持守基督的心意,不昏昧於為「維持關係」而犧牲信仰真理,是否更能互相省察,真正走在尋索彼此相合的路上?

 

當大家為香港近日的紛亂懇切祈禱時,筆者建議可以多行第二哩路:

到不同的地區觀察,並與年輕人交談,了解他們的心境與訴求。

相信這樣,我們更能體會與主相合的心。

主耶穌曾說:「尋找的,就尋見;叩門的,就給他開門。」(太七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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