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總傾向往前看：為前景憂慮，為將來打算；身為信徒，會強調死後的盼望、將來的天堂。對於過去、歷史，我們很多時缺少認真的反思和重視；更往往貼上「陳舊過時」、「背誦困難」、「缺乏意義」等標籤。
這是葉菁華老師的「基督宗教研究的方法和範式」課內其中一堂。這一堂，他找來邢福增老師，介紹研習歷史是一回怎樣的事情。邢院長在課堂一開始就這樣說：「我們每個人，其實都應該有一個歷史的視角去看問題和事情。」他續道：「何不多讀點與牧養、聖經或神學思想有關的科目呢？歷史，既是已發生的事情、已過去的東西，為甚麼還要費時閱讀、研究？」邢院長這番話，大概說出不少同學的心聲。
說不到故事的遺憾
邢院長說，當讀到前台灣文化部部長龍應台所著《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裡的一段話時，感受尤深。「等到我驚醒過來，想去追問我的父母是甚麼來歷的時候，對不起，父親，已經走了；母親，眼睛望著你，似曾相識的眼神彷彿還帶著你熟悉的溫情，但是，你錯過了，她的記憶，像失事飛機的黑盒子沉入深海一樣，縱入茫然——她連最親愛的你，都不認得了。」
但龍應台的遺憾，不止於說不到自己的根源故事，也在於她令自己的下一代，說不到他們的故事。
歷史因時間而生，歷史也在時間中被沖逝——不珍重它，等於讓它被無情沖走。更叫人扼腕的是，連帶我們的根源故事、存在感，下一代對他們自己的認知和理解，也在時間的流逝中被一併沖走；剩下的，就只是心中那帶不走的遺憾、無奈與失落。
評價的座標
「研習歷史，是一個串連的功夫。」邢院長這樣說。我們如何理解某事物的歷史，根本地關係到我們對自己、世界並其他生命的理解。於是，這種串連的功夫，其實是建構了我們對某事物的認知。
我們的世界，是一個錯綜複雜的網絡。某程度上，我們能決定某些事情的發展，然而，我不會天真地認為我們就不會被歷史、生下來被註定的獨特處境所影響。人和事的出現、經歷，往往是由不同的大環境引致，甚至決定；人在其中，是被動，亦感無奈。
研習歷史，究竟會令一個人變得更忍耐、體諒他人的過錯？還是會令人多添一份「歷史包袱」，認為凡事要慢慢研習、耐心一點、「睇定尐」，以致情況已變得非常惡劣的當下，沒有對人、事、物發出半點批判的聲音、提出改變現狀的建議？我想這問題大概是在考驗和挑戰歷世歷代中每位研習歷史的人，詰問他們是否具備審慎的目光、準確的判斷力，以及敏銳於時代和世情的觸覺。
歷史的三個音調
「我頗喜歡引用學者柯文（Paul Cohen）的看法，以說明我們對待歷史的態度。」邢院長說。柯文提出可把歷史看為音樂的三個調子：事件（event）、經驗（experience）和迷思／神話（myth）。柯文表明，我們對過去的理解，其實如音樂一般，由以上三者一起譜出。
歷史作為事件這說法，不難理解。忠實地表達一件事情如何發生，是每位研習歷史的人的責任。然而，柯文指出不少歷史學家的弊病：只顧尋找所謂「客觀」的歷史細節，卻忘了當時人對該歷史事件的個人、主觀的內心感受。其實這些同樣非常珍貴、得深究和保存的。以「義和團事件」為例，究竟，當時人們為甚麼那麼敵視基督宗教？他們內心的感受究竟是怎樣的？他們信奉的神明，又跟他們當時的心裡狀態和社會處境有甚麼關係？
柯文提出「經驗」這歷史音調，重要之處在於點出不少研習歷史的人的盲點：記憶，永遠都包含記錄者的主觀感受、經驗成分；所有第一手史料呈現的，總有描述和記錄者對某事情的個人看法和體會。還有是，研習歷史的人，多少受其當下的處境影響；又或因希望令過去的事件在當下變得有意義，便對某些歷史事件作出了有所選取或側重的理解和表達。
因此，研習歷史的人，應時刻意識到自己永遠是在「事件」和個人「經驗」這兩個音調之間徘徊往返，並要謹記在當中作出最敏銳、最誠實的探究和表達。
當然，不是所有人都誠實的。當有人把某歷史事件神話化或妖魔化，第三個歷史音調就會出現。柯文指出，義和團被中國當權者神話化，成了愛國主義和反殖民主義的英雄；相反，西方國家則視義和團為「黃禍」，認為中國是野蠻落後之地。
為甚麼要讀歷史？歷史有三個調子。但我們往往不是忘記這些提醒，就是沒有認真把這三個音調分辨清楚。「研習歷史，就好像查案一樣。」邢院長說。讀歷史的一個重要任務和意義，就是要辨識、解構過去發生的事件；既去除不必要或具破壞力的神話，也嘗試平衡地表達客觀的事件及人們的主觀感受，以及作出分辨。
抗衡霸權論述並帶來救贖與盼望
地上政權，往往有一種抹掉或竄改她管治下人民其真實歷史面貌的傾向。所以，如能正確梳理並擺出抗衡政權詮釋的另一種歷史詮釋，供人們看見和理解，這行動本身，就是一種抗衡霸權的表現。
邢院長在第十屆「篤信力行」講座中，引用了1986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二戰時集中營倖存者維瑟爾（Elie Wiesel）提及的一個故事：一位名為巴閃脫夫的偉大拉比，肩負促成彌賽亞來臨的使命。由於他嘗試插手干預歷史，結果受到被逐的懲罰，甚麼都被奪去，只剩下一位僕人陪伴在側。這僕人懇求拉比施展法力，帶他們回家，但巴閃脫夫說：「我已忘掉所有東西，再沒法力可施。」拉比請僕人向他誦讀任何一篇禱文，但僕人表示，他除了希伯來單字外，甚麼都遺忘了。拉比想到，不如就請僕人把字母逐一讀出，讓他可跟著唸。當僕人讀出字母時，神奇地，拉比慢慢地重拾法力，尋回了記憶。
原來，認真研習歷史，有其信仰實踐的意涵；正確地記憶，原來是一種救贖的力量。正確地記憶之所以能帶來救贖，因它帶領人脫離霸權製造出來的幻象，重拾自己的真實面貌與身分；同時，它能感染他人，挽回人性。維瑟爾說：「過去的反面不是將來，而是遺忘將來；將來的反面不是過去，而是遺忘過去。」
猶太民族在被擄期間強調「分別為聖」，著重傳統，強調禮儀，著緊自己民族的歷史，因他們希望保住和挽救自己的民族身分。更重要的是，時刻回憶，是要提醒自己；在昔日最惡劣的環境下，我們仍然體會上主的恩典和看顧；如今，面對眼前的困境，盼望，仍然是存在的。
過去的回憶，和將來的盼望，存在著一種弔詭的關係——「沒有回憶的盼望，就如沒有希望的回憶一樣。」（Hope without memory is like memory without hope.）
沒有回憶，我們就沒有希望。
拒絕遺忘伸張公義
寫作本文時，剛過了「六四事件」二十七周年紀念。今天，香港有一些年輕人指今時今日悼念「六四事件」，已沒甚意義；與其「行禮如儀」，香港人更應向前看。我非常體會和欣賞他們著緊香港前途的態度。然而，若因此忽略甚至抹殺追憶和悼念的價值，卻事事講求未來策略、探討我城命運，其實是一種很不人道，並且是相當自私的表現。
神學家沃弗（Miroslav Volf）在《記憶的力量：在錯誤的世界，邁向盼望》提到，力求真實地回憶事情，本是一種道德責任。
原來，扭曲或遺忘歷史，會令一些人受到傷害，特別傷害那些含冤離開世界的受害者家屬和朋友。公義未在世上得到伸張，真正的復和未在人間出現，扭曲或遺忘歷史，等於對受害者及他們的家人和朋友作出第二度傷害。沃弗認為，力求真實地闡述歷史，這行動本身就是在實踐公義，因為此舉讓受害者和其家人明白，他們的冤屈，沒有被忘記，他們對公義的渴求，有人在旁幫助，推動成全。
探索真理的靈修旅程
我們如何看待歷史，也涉及我們對待真理的態度。
沃弗在書中指出，若我們認為已弄清和握有真相的全部，我們就容不下其他人對同一歷史的另一種描述和解釋。如此，我們其實扮演了全知上主的角色。
或許你曾聽過一些信徒說過類似的話：「這豈不是上主在歷史中的作為？」、「上主是歷史的主宰！」。「有人問我『邢院長，你是讀歷史的，是否會比其他人更能發現到上主的心意、個人更加「屬靈」？』」邢院長說。
「身為基督徒，我相信上主掌管歷史。但這是一個認信；身為研習歷史的人，我絕不會說自己在歷史中，這樣那樣看到上主的計劃或具體心意。」邢院長說出這話時，顯得非常小心。
「過往不少人嘗試把一些歷史事件，解說為上主的工作。例如為甚麼中國民族在歷史上承受那麼多苦難？他們認為是因中國人拒絕上主；又有人說：為甚麼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於文化大革命後那麼快速？因這是上主心意，祂要藉文化大革命，叫中國人見到人的醜陋、罪性；然後令他們醒悟、知罪，回轉歸向上主。」邢院長繼續，「西方國家方面，昔日一些傳教士認為，上主是藉著不公義的戰爭，達到神聖的目的——打開向中國宣教的大門。」
「我們總傾向很快用上主之名解讀歷史、為某些歷史事件賦予意義、視為上主的心意。然而，我們少有認真去想：這樣做，會否妄稱了上主的名？」邢院長說。「我訪問過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遭遇種種不幸的老人家，他們問：『上主是否放棄了我們？』那刻，我不知應如何回答。」他繼續，「很多事情，我真的不知為何發生。那些曾發生的就是上主容許，上主容許就是上主心意等類似的說法和邏輯，是極之荒謬的（即等於凡存在就是合理）。若是這樣，身為基督徒的我們，為何要讀歷史呢？每次上堂時背一次《使徒信經》或《尼西亞信經》，把歷史上發生過的一切，都歸算為上主的計劃就是了，根本不用對歷史抽絲剝繭、細心研究。」
「研讀歷史，的確會遇到很多很大的張力，會發現許多人性的黑暗、一些自己一直認為是理所當然的看法會被顛覆。」邢院長說。歷史的三個音調，會不斷在一個讀歷史的人內心縈繞盤旋：哪些是客觀的事件？哪些是被很多人忽略或扭曲了的經驗？哪些是神話，一直蒙騙了很多人，包括自己？
讀歷史，或許就是一趟靈修的旅程——研習的過程，使我們內心醞釀上主掌管世界和歷史的認信。然而，這過程也賦予我們一份對上主的敬虔，就是說，上主那神祕的面紗、祂那具體的心意和計劃，身為受造物的我們，終究不能掌握和測透。
（本文轉載自何兆斌所著《神漂：本地神學札記10 堂課》一書中〈第2 課：歷史&敍事理解﹝授課：邢福增院長﹞〉。文章經編輯刪節。感謝德慧文化出版社同意授予刊登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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