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世下追隨基督的教會——潘霍華的神學關注

文/趙崇明

潘霍華身處兩次世界大戰,而德國更是兩次大戰的核心國家。隨著1918 年一次大戰結束,德意志帝國正式進入威瑪共和國時代,作為戰敗國被迫要接受凡爾賽條約的戰爭罪責的懲罰條款,國內不少民族主義者視之為喪權辱國的恥辱;加上戰後經濟轉差,於是孕育了希特拉的乘機崛起,將當時的德國工人黨改稱為「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簡稱Nazi,即「納粹」,成功將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結合起來。1933年希特拉更順利出任總理,正式掌權,進入納粹威權統治的「第三帝國」時期。對外不斷擴軍發動侵略,與意大利結盟啟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對內實行高壓極權管治,借助民族主義雷厲風行反猶太人政策,大規模屠殺猶太人。而當時德國教會(主要是信義宗,也有改革宗)內一群「德意志基督徒」不但對政府的反猶政策袖手旁觀,甚至逐漸被收編成為支持納粹政權的政治工具。

就在上述政治亂世的背景下,造就了潘霍華神學的發展。然而,潘霍華並非要建立一套政治神學、公共神學或社會福音派的那種自由神學。他由始至終最關注的其中一個焦點是教會,他是為教會而做神學的,這一點可從他第一本著作,亦即他的博士論文《聖徒相通》(Sanctorum Communio)反映,這是一部關於教會論的著作。當然,到了希特拉上台,以及目睹德國教會變質而向納粹政權效忠時,他更要思考以下問題:教會究竟是誰的教會?誰是教會的主?信徒真正追隨的對象是誰?教會向誰效忠?教會如何被上帝使用?

以基督中心作神學思考

對他而言,答案的基礎必然要回歸基督。因此,潘霍華整個神學思想,都是建基在從上而下的啟示觀和基督中心論上面,意即建立於上帝在基督裡的啟示這重要基礎上。他在早期著作《行動與存有》中已表明這種觀點:「神學思考的進路乃是從上帝到現實(reality),而非從現實到上帝。」1 在他的中期神學的《基督中心》(Christ the Center)裡,更是強調這種基督中心式的啟示觀:「聖言基督就是真理。離開聖言,不藉著聖言,就無真理可言……上帝已經藉著聖言行了啟示。上帝將自己同聖言聯繫在一起,為的是藉著聖言,向世人曉諭。上帝沒有改變這聖言。」2

屬於潘霍華後期神學的《倫理學》(Ethics),仍貫徹這種神學方法:「從人的問題出發探詢解答,這種思想必須克服,因它不是聖經的思想。耶穌基督的道路並非從塵世通往上帝,而是從上帝通往塵世……教會對世界的發言,只能是上帝對世界說的話而不能是別的……因此,對於教會來說……唯獨從耶穌基督的福音出發,才會發生教會同世界的正確關係。」3

信徒效忠上帝而非政權

有關政治倫理的踐行也一樣,當基督徒置身在某一政治處境要作倫理踐行時,潘霍華認為要問的仍是:上帝有何旨意?他堅持我們身為上帝這天國君王的子民,只應向上主效忠,首先只會聽命於上帝,任何地上的掌權者,並非我們絕對效忠及聽命的對象,這也是當年潘霍華有份推動的「巴門宣言」(Barmen Declaration)的核心思想。

然而,上主的命令又如何下達到現世的凡夫俗子?這就須要透過道成肉身的基督啟示給我們,因基督既是從上而來的上帝的道,卻也成了人身,活在現實的被造世界中,祂既超越又臨在,是聯繫天上與人間最佳的橋樑。因此,建基於基督的政治倫理踐行,既是貼近現實,卻非追隨俗世現實的意識形態,也就是在世而不屬世的。亦惟有在基督裡談論倫理學,才能擺脫將倫理學抽象化的危機,因基督就是具有歷史性的實在(historical reality),所以在基督裡彰顯的上帝命令不可能是抽象的。將倫理學看待成一套能放諸四海的分辨善惡原則,就是將倫理學抽象化,令倫理學脫離具體多變的現實處境。因此,潘霍華心目中的基督教倫理學,必然要考慮處境,亦惟有掌握這點,才能明白潘霍華身處當時德國教會所面對的納粹政權這獨特的歷史處境下,為何他會表現那些具體(甚至具爭議)的言行。

當然潘霍華的政治踐行並非只建立在屬於其後期著作的《倫理學》之上,1932 年可算是潘霍華生命的重要分水嶺。這源於他閱讀「登山寶訓」,耶穌的教導讓他有很大覺醒,學習對付自己生命中那個很強的「自我」,認罪悔改,開始學習順服的功課,真正追隨基督,成為主的門徒,效法基督,學習為他人而活,須活出負責任、肯擔當及付代價的生命。

背十架回應重價恩典

1933 年1 月30 日希特拉上台,4月即通過〈雅利安公務員法〉(Aryan civil-service legislation),禁止非日耳曼民族(尤其是猶太人)出任政府公職,潘霍華隨即發出反對聲音。然而,當時德國教會已被納粹政權收編,成為政權利用的政治工具。有見及此,認信教會(Confessing Church)便提出「巴門宣言」,向支持納粹政權的德國教會表明,惟有基督才是教會的主,教會理應只向基督效忠。因要為認信教會訓練傳道人,1935 年4 月潘霍華出任傳道人神學院(The Preacher’s Seminary)的負責人,後來神學院遷往芬肯瓦(Finkenwalde),不過1937 年9 月這神學院已被蓋世太保關閉。同年《追隨基督》(The Cost of Discipleship)一書出版。

《追隨基督》是潘霍華在神學院其中一科授課內容。他在這書中一開始便批評教會將「因信稱義」變為廉價恩典,就是宣揚一種不須要承擔、無須以行動來回應、不用付出代價的福音。廉價恩典也只是一套頭腦的知識(教義)、或一些靈性的安慰,以為頭腦上承認或接受救恩觀念就可得救。而忘卻了福音本來所見證的,乃是基督以重價的生命,背負及承擔了我們的苦罪,因此應是重價的恩典。若重價的福音是耶穌為我們的生命付上最大代價,以及用最大的承擔而換來的救恩,我們就應存一個感恩的心,作出回應行動,這行動就是背起十字架跟從主,真正作主的門徒。4 因此,潘霍華所指的呼召,並非佈道會中舉手決志信主那麼簡單,而是「當基督呼召一個人時,祂是叫他來死。」5 這正是基督呼召我們背起十字架跟從主的意思,「因為基督擔當我們的重擔,所以我們也該擔當同伴的重擔。」6 在威權管治下的教會和信徒,潘霍華要我們反省如下的重要問題——是否願意付上生命的代價,背起十字架作主門徒?以行動見證那重價的恩典?

  (作者是香港神學院教務主任、神學及歷史科副教授)

註釋:

  1. Dietrich Bonhoeffer, Act and Being: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 and Ontology in Systematic Theology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09),89.

  2. Dietrich Bonhoeffer, Christ the Center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1978), 49;中譯:朋霍費爾著,王彤、朱雁冰譯:《第一亞當與第二亞當》(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1),頁32-33。

  3. 朋霍費爾著,胡其鼎譯:《倫理學》(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0),頁306-307。

  4. 參潘霍華著,鄧肇明等譯:《追隨基督》(香港:道聲出版社,1989),頁32-34。

  5. 潘霍華:《追隨基督》,頁80。

  6. 潘霍華:《追隨基督》,頁81。

門徒的生命特質——捨己與擔當

文/李文耀

「你們各人的重擔要互相擔當,這樣就會成全基督的律法。」(加六2,《和修版》)

有種責任叫擔當

假如要用幾個字總結潘霍華的一生,我會說:「有擔當的生命」。打從十三歲開始,潘霍華就向家人誇口要改革教會。對一個成年人來說,這種口號式、帶點衝動的宣言算不得甚麼。到潘霍華在弗羅深堡Flossenbürg)被處死時,他只有三十九歲,當時的德國教會仍未出現甚麼重大的變革。是的,在維護純正基督信仰的精神下,認信教會(Bekennende Kirche)確是從納粹化的帝國教會脫離出來,可是認信教會在牧養、培訓、體制和社關上應如何走下去等問題,尚有許多需作探討與實驗的地方。對於年輕的潘霍華,或許重要的不是看見教會真正完成改革,乃是在改革之路上有參與和奮鬥過。當希特拉和他的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NSDAP)在1933 年執掌政權以後,潘霍華就放下在柏林大學的教學工作,走進教會圈子中參與一個為期超過十年的抗爭運動。期間,潘霍華至少有兩次離開德國的機會(一次在1933 10 17 日前往倫敦,另一次在1939 6 4 日遠赴紐約),不過因為內心對培訓教會下一代牧者及戰後德國基督徒生活的重建有強烈負擔,於是放棄了在外面世界發展的大好機會。就是在參與軍事情報局(Abwehr)和地下抵抗組織的危險日子裡,潘霍華仍努力為德國教會和人民的將來撰寫《倫理學》(Ethik)一書,可惜在他有生之年無法完成這一部巨著。潘霍華是一個有承擔的人,為了教會和人民的益處,不惜捨棄自身的利益和前途。在他的身上,我們看到一個致力效法基督和完成基督律法的牧者、神學家和殉道者。

在基督裡作一個真正的人

在一封監獄書信中(寫於1944718日),潘霍華指出「成為一個基督徒」的意思,並不是在某個宗教形式上成為一個罪人、懺悔者或聖徒,乃是真真實實地成為個人Being a Christian… means being human”)。意思是甚麼?潘霍華跟著在文中指出:「不是要成為某一種人,乃是基督在我們裡面所創造的〔那個〕人(“not a certain type of human being, but the human being Christ creates in us”)」1 那麼,耶穌基督在我們裡面創造的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呢?在《追隨基督》(Nachfolge)一書最後一章及《倫理學》(Ethik)的開首兩章中,我們找到具體的答案,那就是有著基督的形狀(the form of Christ)的人。在潘霍華看來,成為一個基督徒就是成為一個真真實實的人,生命與耶穌基督的形狀一致(conformation to Jesus Christ)。這個正是跟隨基督的真正意思,然而不少人在閱讀《追隨基督》的時候忽略了這個重點。我們常常被「基督的呼召總是引領我們去死」這句話吸引,卻不知道這句話的根本意思是叫人己,即不看自己,只知道基督(“Self-denial means knowing only Christ, no longer knowing oneself”)。2 於是嚴格來說,一個人為著某個理想或目的犧牲自己的性命,卻不知道基督或沒有基督的形狀,這個犧牲也算不上是己的行動。己的真正目的是效法基督,生命在認識基督下有著基督的形狀。說到底,成為基督徒就是經歷一個讓基督的形狀去改變自己的生命重塑過程。3

究竟「基督的形狀」是怎樣的?篇幅所限,我們不能在這裡就這個問題作出詳細探討。4 通過耶穌基督的道成肉身、被釘十架及復活升天的事件,我們看到一個願意擔當世人憂患和背負人類痛苦的生命(參賽五十三4)。在黑暗的世代裡,耶穌基督選擇走進黑暗中與受苦的人同行,縱然世界不認識,也不接納(參約一9-11)。這種有擔當的生命正是作為一個人應該有的表現,因為耶穌基督是上帝,也是完全的人,在身上我們知道人和上帝的形象(the image of God)的意思和內容,那就是一種甘願為他者行使自由、捨棄自己和擔當憂患的生命。人在被造的時候本來就有這種生命的特質,卻因為犯罪墮落的緣故使心思意念轉向自己(cor curvum in se)。當一切都以自我利益為出發點的時候,結果就造成各種關係的破裂。現在通過耶穌基督的救贖,人類在基督的形象的重新塑造下,可回復失落已久的上帝的形象,過一個願意為他者放下自己和擔當憂患的人生。於是在上文提及的那封監獄書信中,潘霍華指出基督徒應該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需要、問題、過錯和畏懼,乃是如何容讓自己行在耶穌所行的路上,參與上帝在基督裡的苦難。這就是做人的真正意思了。5

為基督的道的來臨作預備

在這個黑暗的世代裡,基督徒應該作甚麼?從功能的角度看,我們可以在許多身分、角色上為基督的福音作見證。在社會上,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身分與崗位,耶穌基督的道正是通過許許多多站在不同崗位上的踐行者擴展到世上不同的角落去。在《倫理學》一書中,潘霍華就提到四個神聖委託(divine mandates),指出上帝在耶穌基督裡的啟示要通過家庭、工作、教會和國家落實到世界裡。於是,作父親的有父親的責任,作工人的有工人的責任,作牧者也有牧者的責任,諸如此類。沒有個人可以做所有事情,當每一個人為其他人或整個群體承擔起自己的責任時,歷史就出現。6 關鍵的問題是,究竟我這個人是以一種怎樣的態度去承擔責任和面對不同的挑戰呢?耶穌基督的位格與潘霍華的一生告訴我們,只有為他者的存有(being-for-the-other)才有見證福音、改變社會的能力。通過基督徒的己與擔當,耶穌基督的道有形有體地臨在人間,讓人看得見和觸摸得到。耶穌基督在黑暗中通過背負人類痛苦來戰勝黑暗。基督徒也要效法耶穌,通過這種獨特的生活方式在各個崗位上為基督的道的來臨作見證和預備。日子愈難走,就愈需要有人承擔責任,為世界的將來切實地和勇敢地作一點事情。

 (作者是建道神學院教務長、神學系副教授)

  1. Dietrich Bonhoeffer, Dietrich Bonhoeffer Works in English, ed. John W. de Gruchy, trans. Isabel Best and others, vol. 8, Letters and Papers from Prison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10), 480.
  2. Dietrich Bonhoeffer, DBWE, ed. Geffrey B. Kelly and John D. Godsey, trans. Barbara Green and Reinhard Krauss, vol. 4, Discipleship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03), 86.
  3. Bonhoeffer, Discipleship, 283.
  4. 有興趣了解多一些的讀者可參閱筆者另一篇文章:解讀作為塑造的倫理學〉——「在基督裡成形」乃《倫理學》的重要課題,鄧紹光主編:《解讀潘霍華倫理學》香港:德慧文化,2018,頁211-237
  5. Bonhoeffer, Letters and Papers from Prison, 480.
  6. Dietrich Bonhoeffer, DBWE, ed. Clifford J. Green, trans. Reinhard Krauss and others, vol. 6 , Ethics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05), 220.

 

 

慕道班實錄(二):豈是國王的新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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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孫基立

在慕道班,我發現許多同類問題的討論,跟在神學院是完全不同的。在神學院,常會就一個細節問題集中研究,引經據典,以提出自己獨特看法。但在慕道班,牧師不但要有扎實的神學知識,了解一些複雜問題的不同看法,且要理解問題的主次之分:

哪些是需堅持的基本真理,如神是三位一體、耶穌的身分等;哪些只是各教會不同的傳統和實踐,可彼此啟發借鑒,如天主教和基督教之間一些神學分歧,天主教的靈修深度和實踐(如教堂裡獨自默禱)、神職人員深厚的神學教育和修養等都是有益的啟發

同時基督教中對教會權威的尊敬但不盲從的傳統、信徒和神職人員間「信徒皆祭司」的平等關係則是很好的信仰反思。

 

擁抱誠實需付代價

慕道班中不少人博古通今,知道教會在歷史上曾犯許多錯誤,對今日教會的一些做法亦有疑惑、反感,故提出非常具挑戰性的問題,如歷史上的宗教戰爭。

我發現好的牧者從不迴避矛盾、顧左右而言他、或試圖給一個既權宜又誰都不得罪但又沒實質內容的答案。他會直面這些事實存在的矛盾,不粉飾教會在歷史上曾犯的錯誤,肯定對方說得正確的地方,同時指出分歧的本質在哪裡?以往的錯誤對今日教會有何警示作用?對於教會(包括他自己所在教會)今日的缺陷,也不文過飾非。

 

基督徒都有愛教會的心,但是如果為了保護教會而犧牲誠實公正的尺規,這種「愛」將會淪為摧毀的力量,而許多美好的福音事業也因為這樣的「好心」而引致「千里之堤,潰於蟻穴」。

 

教會歷史上這樣的例子多不勝數,在注重人際關係和喜歡和諧的中國人團體中,誠實是需要付出代價的。

荷蘭學者鮑伯.高德士活(Bob Goudzwaard)在其著作《時代的偶像》一書第八章指出:「要遵行基督徒盼望的生活是要付上很大的代價,首先要犧牲名譽,其次是政黨或教會,再其次是社會,最後是生命,但假若我們要回應神放在我們心裡的盼望,我們就必須冒險走出第一步,此外別無選擇。

 

對己待人誠實謙卑

在這些討論中,我常常想起安徒生童話「皇帝的新衣」中那個高呼「皇帝沒有穿衣服」的小孩子,他大聲地、勇敢地說出一個顯而易見,但是沒有一個人敢說出口的真實情況。

在宗教改革期間,一位當時名不見經傳的神父馬丁路德,在天主教出現許多嚴重問題的時候,也單純地憑著自己的良心,大聲地說出真理。他在沃姆斯特國會上對世俗和教會的權威人士面前,發表了一次著名的講話,

 

了解天主教金字塔式行政架構的人都會明白,

他當時承受的是多麼大的壓力。

 

但馬丁路德在這次講話中拒絕收回他的言論和書籍,並堅定地宣稱:「我坦率地承認,我使用了過於激烈的言辭,這也許與傳教士的職業不相一致,我並不是一個聖徒……但是我不能夠、也不願意收回我說過的任何一句話……因為基督徒是不能說違心之言的。

 

馬丁路德是一名真正的男子漢,

他的靈魂也投射在今日所有的基督徒身上。

 

對於帶領的牧師來說,誠實謙卑地對待自己,也對慕道者有言傳身教的作用。有一次帶領的牧師發現自己引用舊約列王紀的一處地名出了錯,其實不少人或覺這個錯無傷大雅,但他於跟著的聚會馬上告訴大家他上次弄錯了,我非常欣賞這種態度。

 

這讓我後來有一些思考:上帝在聖經中一再教導人要承認自己有罪,並非使用中國古代法家提倡的嚴刑苛律,逼人在自己面前低頭,而是在教導我們一種誠實面對自己的態度。人類是上帝最愛的造物,但我們只有學會誠實面對自己的不完美之處,才能和上帝建立一種真誠的交流,一種沒有恐懼的彼此信任感。

 

在創世記中,亞當和夏娃想掩飾自己的錯處時,他們和上帝之間的純真關係就消失了。他們在伊甸園中躲起來,不敢面對上帝(參創三8-13),而耶穌的到來就是為了修復這種神人之間彼此信任的關係,讓我們能夠重新坦然面對自己的不完美,以兒女的身分面對上帝。

 

愛真理過於愛一切

在慕道班中的爭論有時確會非常激烈,這讓我想起一位朋友的故事:他的父親曾教他拳擊,指出在拳擊比賽中非常重要的一點是不要讓怒火控制自己,做出違反比賽規則的事;同時也要學會尊重對手,儘管自己受到對方的攻擊。這是對體力和人格的雙重訓練。無論是辯論還是處理教會內部許多複雜的人事糾紛,其實都可沿用這原則。每一個人無論是愛自己,愛別人,還是愛教會,都不能超越愛真理,對己對人都應採取正直誠實和公正的態度。

 

而我們對待真理,也應該抱持一種類似孩童的天真,

 

不拘禮於各種人情世故和各種利益關係的考量,真誠尋求,提出疑問,直抒胸臆地表達自己的真實想法,

當心中有真實的感動時,

坦率地承認自己被福音征服,

願意成為基督的追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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