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不能沒有音樂。我會抽空彈撥夏威夷結他，喜歡這種結他輕快活潑的音調，可以讓鬱悶的心情頓時興奮起來。在面對現時香港的灰暗時刻，確有激勵打氣的作用。我更會把握交通時間的空檔，聽著摯愛的歌曲，暫時與現實時空隔離，沉醉在音樂裡；這是我心靈重新充電的時間。

音樂之外，就是電影。

我喜歡看電影。在電影世界裡，不但能讓我放鬆，更給我一個自由幻想的空間，投入不同世界、體會不同的人生；這是學習也是反思的時刻。看一齣電影只需一至三小時，隨後的再三回味，甚至震撼心靈的片段，卻是一生難忘。

電影之外，還有閱讀。

我只愛看實體書。任何地方都可以一手拿書，一手拿螢光筆，標註令自己動容的句子、寫下當刻的感動；收集、記錄同步進行，得到知識之餘，同時記下自己的成長，一舉兩得。每聽到螢光筆畫在書上發出的「刷刷」聲，總給我滿足的療癒感。

當然還有……

用心愛的墨水筆抄寫聖經，邊默想，邊練字；畫和諧粉彩、繪畫、雕刻膠印章、自製迷你書。

進行這些活動，就像進入一個緩衝區，在面對人生衝擊時，尋得喘息回氣的空間，沉澱思緒，釐清事實，才能夠在不慌不亂的狀態下，作出合宜的抉擇或回應，以致在這個紛擾的時代，繼續竭力守護心靈，持守純全，活好每一天。

（作者長久以來喜與文字戀愛，與音樂、電影談心。）

食物除了為肚腹，更有很重要的社會學及神學面向，

法國人類學家克勞德．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曾在《今日的圖騰主義》（Le totémisme aujourd’hui ）一書中指出：「人們並非基於好吃而選擇某些食材，乃出於思考有益（bonne à penser/good to think）。」對於功效論者，他們強調品質與實質效用；至於結構主義者則更深層地探究飲食習慣產生的原因和意義，如「品味」和「階級」如何在文化中被「形塑」出來，在社會中又如何被操控；而對於基督徒，飲食可以是行動的默觀，察驗上帝給人的信息。

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所提出的符號學並不限於語言的範圍，而是比語言更廣泛、更抽象、更具普遍性的符碼或代號。在巴特的符號學中，一個文本的語調、甚至發生的方式或腔調、人物的姿勢等都可被視為符號——在電影中，食物一向是很重要的象徵符號，常見於反映文本的歷史及階級，在以米食為主的亞洲國家如台灣、中國及日本，

「吃飯」這句話表達的不只是「吃飯」，而是用來泛指所有食物；「同枱食飯」則表達了彼此社會關係的親密。

傳統上，能吃米，代表著生活條件不錯，民間故事裡會以住在有瓦片屋頂的房子、吃米飯和牛肉湯，來形容有錢人的生活，米飯因而成為一種「穩定性」（stability）的載體，對於凝聚家庭、社會及國家等社會集體關係非常重要。故此，食物是當代社會最重要的一種文化認同識別（cultural markers of identity）。

飲飲食食背後

在很多描述美國黑奴的電影中，食物好像倡議者的角色揭示社會的不公義，例如：美國殖民者為了開發更多種植園並從食品加工中獲利，買廉價的黑奴作勞工，黑人在忍受個人糧食短缺的同時，卻被迫過度生產糧食。黑奴整日被莊園主人勞役，或被關在牢裡，不單被迫與自己的傳統文化隔離，更常常不得溫飽，食物成為他們心中最奢侈的東西。1915 年有一齣宣揚種族主義、將3K黨英雄化的電影《一個國家的誕生》（The Birth of a Nation），其中一幕描寫黑人議員在議事中大搖大擺吃炸雞的場景，全片處處將黑人描繪成好吃懶惰、貪愛女色的野蠻動物，吃炸雞也順理成章變成形塑黑人負面形象的符號。

另外，電影導演凱文．威爾莫特（Kevin Willmott）在他的諷刺紀錄片《美利堅聯盟國》（C.S.A.: The 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中，虛構了一輯彩色電視廣告，諷刺曾在美國盛行一時的連鎖餐廳 Coon Chicken Inn（黑鬼雞）與美國的種族問題，指摘美國過去不斷醜化黑人的劣行。

近年有不少以食物作主題的電影，印象深刻的有真人真事改編的電影《小花的味噌湯》，描述日本有個女孩子叫小花，其母教她人生最重要的竟是煮味噌湯，不過這並非平白的一碗湯，湯裡盛著的是可嚐一世之「生命的味道」——事緣小花的母親安武千惠婚前已發現自己患了乳癌，本來不能生育，但意外有孕後仍決定冒死將孩子生下來。她知道自己無法陪伴女兒長大成人，所以在人生僅餘的日子，堅決要留下最重要的東西給孩子，就是煮好一碗味噌湯。味噌湯指涉生命的延續，電影中的媽媽相信要有健康，就要吃得好；而要吃得好，就要煮得好，所以會做飯就意味著能活下去。一碗味噌湯，盛載著無限的母愛和回憶，是一種對生命不妥協的味道。

解讀食物符碼

看電影能看懂這些食物符碼，讓人可堪玩味。但其實上主創造萬物，同樣給我們留下不同的信息：

我們每一次進餐，都標記上帝對人的照管；每一餐飯，都關乎「生與死」，我們可以繼續生存，就是靠賴無數他者為我們的犧牲及消失，所以每一餐飯都提醒我們要回應上帝及關心世界；

單就人類第一次被召，就是由土地和園中開始，呼召我們去回應這個世界；而主餐乃是藉著主的犧牲，呼召我們進入這犧牲者裡的新生命，要與人、與世界、與上帝復和。

食物不單單為肚腹和悅人眼目。生活每一個範疇都是信仰、都是神學。

(作者為 Message In A Dish（C 房有道）機構創辦人、中國神學研究院道學碩士。)

我是新界的原居民，成長在充滿「故事」的環境，這是甚麼意思？

跟電影大師邂逅

首先，我的太公是荃灣第一個秀才，荃灣也是他改名的，所以我常常說是在傳奇故事中出生，甚至說笑地跟人道：「我是名將之後。」不單如此，在我小時候，常常在樹下或祠堂前聽長輩說民間故事、武林故事、村中故事，甚至恐怖故事。簡單來說，我非常喜歡聽故事，亦從不同的故事中開啟我對不同人或事的認識及想像，使我眼界擴闊。

說到故事，影響我最深的一定是電影。小時候爸爸常帶我去看電影，最多的不是卡通片，起碼在我記憶中只有三四齣。最深刻的是當時非常流行的鐵金剛 007（James Bond）電影，另外就是武俠電影，如《獨臂刀》及《邊城三俠》等。你看，到了今時今日，仍能對各電影名字如數家珍就知道給我的印象是何等深刻了。我在大學原本報讀電影（Film Directing），後因種種緣故改讀其他文科，但在大學生涯中我仍常去看電影。在大學電影系中，我雖不是主修生，卻經常在那裡看電影大師作品，如希治閣（Hitchcock）、黑澤明、哥普拉（Coppola）及波蘭斯基（Polanski）等，所以常被誤會是電影系學生。

電影中與上帝相遇

在牧會的歲月裡，我也常常在不同的事奉環節中使用電影，如在團契退修會中用電影一起反思人生和上帝；在佈道會中使人發現上帝比一切都愛世人；在教授神學中讓學生將世界對人對事的價值觀與聖經的教訓作反思等！我這樣作，因我相信電影基本上就是最豐富的原材料：

其實看電影是與上帝對話的理想時間、與祂相遇的良機。

我的意思是指，通過電影，我們不單對電影作出我的「看法」，而是與上帝對話，求問上帝有何「看法」，這便成了互動的信仰對談，成了更親密的「靈修」。有時更是信仰反省，在觀看電影世界裡價值觀的同時，反省自己信仰中的教訓。

著名美國導演馬田史高西斯（Martin Scorsese）在拍攝《基督的最後誘惑》（The Last Temptation of Christ ）時說：「拍這電影時，是看為一個祈禱，是敬拜的舉動。我想成為一個祭司（他是深受天主教影響）。我的一生就是環繞電影與宗教。就是這樣。沒有別的。」（I made it as a prayer, an act of worship. I wanted to be a priest.
My whole life has been movies and religion. That’s it. Nothing else.）我不單欣賞馬田的電影，更欣賞他把電影結合信仰，用深度、創意、膽量及藝術，不說教式地重新把人所遺忘上帝與罪人的關係展現出來，使人不得不停下來深思。

擴闊思想空間

記得有一次，我使用周星馳先生其中一齣電影作佈道工具，運用其中一段電影的人生遭遇，帶出原來上帝才是我們人生中的「貴人」，祂才是最能幫助我們的人。這電影片段，不單使未信主的人反思良多，居然教會會友也有不同領受。

若問我喜歡電影的甚麼特性，我會毫不猶豫回答是擴闊思想空間。個人而言，我發現自己因背景因素，思想往往未能太有創意，或許根本原因是未能接觸不同階層的人，生活圈子不算很闊，所以對人生的體會也有限制。電影在這方面幫助我很多，使我因看完一齣電影後，被她的故事啟發，擴張了思想領域，比如《潛行凶間》（Inception），這電影借用人的潛意識來探討人的傷害與潛意識的奧祕，使我獲益良多。上年教授「十字架神學」一科時，談論到門徒也要付代價跟隨耶穌時，便放映電影《沉默》的一段，借它來延伸談論甚麼是背教或羞辱耶穌，

電影的影像大大擴闊眾人的思想空間。

積極使用電影媒體

不說的話你或不覺，以前教會是非常抗拒電影的，甚至信徒去看電影也會引起注意。在現今世代中，我們成熟了，知道一味的抗拒不是最好的方式。所以現在是從抗拒中，開始小心看待，從而尋找對話的可能性，更加開始欣賞電影是藝術創作，當中充滿了人的智慧與人生的反思，最後成為神聖相遇的接觸點，在神學的整合下，積極的正面使用電影這媒體。

我以往（逾十年前）常常開班教授信徒如何看電影，因為當中實在有很多東西是要知道的，比如蒙太奇手法。電影藝術並非只是單靠劇本講故事，其實拍攝手法或藝術手法也是講故事的要點。不過，現在再沒有教授了，因為知道有很多東西是教不來的，

更發現你是一個怎麼樣的人，就會怎麼樣看電影；你的世界觀是甚麼，直接影響你如何看或使用電影。我們就是電影，主角不是劉德華，而是你與我。

 （作者是宣道會荃灣堂特約教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