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霍華——重尋「教會」的人

文/胡保羅

單薄狹隘的教會

潘霍華,在德國一個菁英家庭出生,家中有八位兄弟姊妹,他排行第六,緊隨是他的孿生妹妹。父親卡爾是大學精神醫學暨神經學系系主任和醫院院長,是德國的名門望族。而當教師的母親寶拉,是皇室近親,其父是隨軍牧師,並曾擔任德皇威廉二世的牧師,祖父則是位大學神學教授。

由於父親不是基督徒,家人沒有上教會的習慣,但父親並不反對母親在家進行宗教教育:讀經、祈禱,唱詩歌,都是教學內容;母親更聘請了兩位敬虔的莫拉維亞女信徒為家庭教師。

潘霍華在十三歲時已決定要讀神學,十四歲就告訴父親這個意願,父親雖不贊成,仍然沉默地尊重他的決定。但兄長們多有反對,更批評當時的教會是一個「粗糙、薄弱、單調、狹隘的中產階級體制」。潘霍華回應哥哥時說:「真是這樣的話,我就必須改革教會。」雖然這是帶點說笑性質的反駁之言,然而,這可不是一個輕易大放厥詞的家族呢!

潘霍華按著家庭的傳統入讀杜平根大學。到學期完結,十八歲生日時,他有機會到羅馬遊學,並參加了聖彼得大教堂的彌撒,對信仰有一點體會。他發覺過去有些分開的東西得到復合:教會和信仰、教義和生活。他經歷了一種敬虔,是不會將意義放棄的;他確認了一種宗教,是普世的,有可見的形式,也有一種聯結的秩序。他開始思考一個課題:教會是甚麼?

教會是甚麼?

帶著這個課題,他進入當時享譽世界的柏林大學神學院。學院師資優良,院長哈納克(Adolf von Harnack)是主張自由主義,為當代歷史批判法先驅之一的士萊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的學生。潘霍華沒有選擇跟從他,卻找到系統神學教授霍德伯格作他的指導老師。他的博士論文題目是〈聖徒相通——從教義學角度探討教會社會學〉。潘霍華認為教會不是歷史實體和機構,而是「基督以教會——團契的形式存在地上」(Christ existing as church community);即道成肉身的神,在基督裡真實地在教會中與人相遇。論文順利通過資格考核和公開辯論。那一年有十二位神學博士畢業生,只有年僅二十一歲的他獲得特優殊榮。

獲得博士學位資格後,他便可擔任牧養工作,遂應聘前往西班牙一間德國教會作為期一年的助理牧師。一年後,他回到柏林大學神學院,攻讀第二個後博士學位的特許任教資格,計劃在柏林大學教授神學。

他的博士論文〈行動與存有〉,可說是〈聖徒相通〉的續篇,同樣探討教會是甚麼的問題。內容則採用哲學思辨,以康得的超驗主義和海德格的存有學之間的衝突,論證神學不是哲學的分支,而是一門完全不一樣的學問。人們應當用「行動」或「存有」來認識神的啟示,即透過基督彰顯在教會的啟示。他說:「就上帝的自由來說,最明確的證據, 就是上帝自由選擇接受時空的約束成為人類,並且任由世人處理。上帝的自由不是要遠離世人,而是為世人的益處。」

潘霍華縱然取得大學講師資格,惟他尚差一年才達二十五歲按牧之齡,於是他的導師蒂斯特建議他到美國紐約協和神學院進修。當時的德國神學院睥睨全球,而他更是頂尖神學家哈納克的學生,潘霍華最初並未把協和神學院放在眼內。

但在他留下的一年,卻經歷了從來未有的生命改變。他與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成為好友,在彼此討論中激發了他對社會問題的觸角;也有同學帶他到哈林區,一窺黑人所承受的種族歧視。在哈林區的黑人教會裡,他看到不同膚色、階層、文化背景的人一起唱詩敬拜,才明白原來他腦海中的聖徒相通是多麼被自己的階級局限。

參與認信教會

潘霍華深受神學院同學的啟發,並開始專注耶穌的登山寶訓。回到柏林大學,人們注意到他改變了,他回答說:「我已經成為一個基督徒了……我內心明白,惟有當我認真看待登山寶訓,我的生命才能真正的清晰和誠實。」

潘霍華在柏林大學擔任系統神學系助教時,也在科技大學學生中作牧師。1931 年9 月,納粹從國會選舉中的12 席一躍而為107 席。他在學系裡先後開了「教會本質」、「創造與犯罪」和「誰是今在與昔在的耶穌基督」等科目,繼續探討教會的本質,及思考當時的教會處境。「創造與犯罪」正是他有感德國並沒有從一次世界大戰中汲取教訓,仍盲目期盼以發動激進革命來謀求幸福,卻未了解罪對人的影響。

1933 年1 月,希特拉成為總理,四月通過《雅利安條款》,規定只有德裔人民才可以擔任公職,因教會屬公務員體制,猶大裔牧師全被革職。七月,教會舉行選舉,支持納粹的「德國基督徒」勝出,基督宗教遂與國家主義連結在一起。潘霍華感到困惑,教會既是基督在世的可見形象,他沒法待在一個背叛基督的教會。直到認信教會(Confessing Church)發表「巴門宣言」(Barmen Declaration),他似乎看到教會的曙光,便決定參與認信教會在芬肯瓦(Finkenwalde)開辦的地下神學院,擔任院長。他整理了在芬肯瓦的教學內容,出版了《追隨基督》和《團契生活》兩本著作。

可是,納粹用強硬的態度對付認信教會,學生遭逮捕,學院被查封,不久,他也被禁止在柏林工作。認信教會最後在納粹面前低頭,潘霍華黯然想到自己是個沒有教會可容身的人。加上1938 年年底的「水晶之夜」,德國群眾肆意攻擊猶太人的住宅、商店、會堂,更殘暴地對待猶太人。然而,教會對此等暴行卻沉默無聲,令潘霍華極度失望。半年後,他的處境已極不理想,便決定第二次到美國。

重建基督所啟示的教會

到達美國不久,他卻有強烈的掙扎:為甚麼不留在德國,與弟兄們一起經歷這艱辛歲月。他說:「若不能與他們一起經歷試煉,又怎能參與戰後德國教會的重建。」

經過深思,他決定回國,隨即參加「阿勃韋爾」,成為軍方情報人員,背地裡卻是為反抗運動聯絡海外,以便外國政府了解德國國內反抗希特拉的活動。

期間,他對教會的思考,有一個新的課題,他稱為「將來世界的基礎和重建」。他思考的不是個人性的問題,而是群體性的教會問題,即神的旨意怎樣藉耶穌基督的啟示,透過教會帶進世界。這些思考成為《倫理學》一書,提及四個神聖的委託,分別是家庭、工作、教會和國家。當時他遊走各國,工作繁重,加上國內和各地的緊張局勢,他只能在有限的時間留下片言隻語,未能完整的寫下來。後世整理出來的,都只是殘篇。

1943 年4 月,潘霍華被蓋世太保拘捕,囚禁於提革監獄,沒有人告訴他拘禁的原因和時間。經過一番掙扎,他心情平復一點,除了讀書、寫信,也繼續未完的思考。他失卻自由,獨處斗室,前路黑暗,外邊是張牙舞爪的納粹在歐洲、在猶太人中肆意殺戮。1945 年4 月9 日,潘霍華在弗羅森堡被判處絞刑。在他死後,他曾分享的「及齡的世界」、「非宗教的基督教」、「教會為他人而存在」都引起廣泛討論。何登(William E. Hordern)在《近代神學淺說》中說:「假如沒有潘霍華這些獄中的信札,現代神學必顯得貧乏。」

縱觀潘霍華一生,無論是學院時期,認信教會時期或是囚於獄中時期,儘管外在是納粹的魑魅魍魎,環境波詭雲譎,他內心仍始終如一的堅持一個詰問:教會是甚麼?甚麼是真正的教會?

(作者是教會牧師,喜愛閱讀教會歷史和人物傳記。)

參考書目:

  1. 艾瑞克.梅塔薩斯著。顧華德譯。《潘霍華》。台北:道聲,2013。
  2. 蕾娜特.溫德著。陳惠雅譯。《力阻狂輪——潘霍華生命史》。台北:雅歌,2004。

論電影中食物作為象徵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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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卓舲

 

食物除了為肚腹,更有很重要的社會學及神學面向,

 

法國人類學家克勞德.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曾在《今日的圖騰主義》(Le totémisme aujourd’hui )一書中指出:「人們並非基於好吃而選擇某些食材,乃出於思考有益(bonne à penser/good to think)。」對於功效論者,他們強調品質與實質效用;至於結構主義者則更深層地探究飲食習慣產生的原因和意義,如「品味」和「階級」如何在文化中被「形塑」出來,在社會中又如何被操控;而對於基督徒,飲食可以是行動的默觀,察驗上帝給人的信息。

 

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所提出的符號學並不限於語言的範圍,而是比語言更廣泛、更抽象、更具普遍性的符碼或代號。在巴特的符號學中,一個文本的語調、甚至發生的方式或腔調、人物的姿勢等都可被視為符號——在電影中,食物一向是很重要的象徵符號,常見於反映文本的歷史及階級,在以米食為主的亞洲國家如台灣、中國及日本,

 

「吃飯」這句話表達的不只是「吃飯」,而是用來泛指所有食物;「同枱食飯」則表達了彼此社會關係的親密。

 

傳統上,能吃米,代表著生活條件不錯,民間故事裡會以住在有瓦片屋頂的房子、吃米飯和牛肉湯,來形容有錢人的生活,米飯因而成為一種「穩定性」(stability)的載體,對於凝聚家庭、社會及國家等社會集體關係非常重要。故此,食物是當代社會最重要的一種文化認同識別(cultural markers of identity)。

 

飲飲食食背後

在很多描述美國黑奴的電影中,食物好像倡議者的角色揭示社會的不公義,例如:美國殖民者為了開發更多種植園並從食品加工中獲利,買廉價的黑奴作勞工,黑人在忍受個人糧食短缺的同時,卻被迫過度生產糧食。黑奴整日被莊園主人勞役,或被關在牢裡,不單被迫與自己的傳統文化隔離,更常常不得溫飽,食物成為他們心中最奢侈的東西。1915 年有一齣宣揚種族主義、將3K黨英雄化的電影《一個國家的誕生》(The Birth of a Nation),其中一幕描寫黑人議員在議事中大搖大擺吃炸雞的場景,全片處處將黑人描繪成好吃懶惰、貪愛女色的野蠻動物,吃炸雞也順理成章變成形塑黑人負面形象的符號。

另外,電影導演凱文.威爾莫特(Kevin Willmott)在他的諷刺紀錄片《美利堅聯盟國》(C.S.A.: The 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中,虛構了一輯彩色電視廣告,諷刺曾在美國盛行一時的連鎖餐廳 Coon Chicken Inn(黑鬼雞)與美國的種族問題,指摘美國過去不斷醜化黑人的劣行。

近年有不少以食物作主題的電影,印象深刻的有真人真事改編的電影《小花的味噌湯》,描述日本有個女孩子叫小花,其母教她人生最重要的竟是煮味噌湯,不過這並非平白的一碗湯,湯裡盛著的是可嚐一世之「生命的味道」——事緣小花的母親安武千惠婚前已發現自己患了乳癌,本來不能生育,但意外有孕後仍決定冒死將孩子生下來。她知道自己無法陪伴女兒長大成人,所以在人生僅餘的日子,堅決要留下最重要的東西給孩子,就是煮好一碗味噌湯。味噌湯指涉生命的延續,電影中的媽媽相信要有健康,就要吃得好;而要吃得好,就要煮得好,所以會做飯就意味著能活下去。一碗味噌湯,盛載著無限的母愛和回憶,是一種對生命不妥協的味道。

 

解讀食物符碼

看電影能看懂這些食物符碼,讓人可堪玩味。但其實上主創造萬物,同樣給我們留下不同的信息:

 

我們每一次進餐,都標記上帝對人的照管;每一餐飯,都關乎「生與死」,我們可以繼續生存,就是靠賴無數他者為我們的犧牲及消失,所以每一餐飯都提醒我們要回應上帝及關心世界;

 

單就人類第一次被召,就是由土地和園中開始,呼召我們去回應這個世界;而主餐乃是藉著主的犧牲,呼召我們進入這犧牲者裡的新生命,要與人、與世界、與上帝復和。

 

食物不單單為肚腹和悅人眼目。生活每一個範疇都是信仰、都是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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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 Message In A DishC 房有道)機構創辦人、中國神學研究院道學碩士。)